7.上山常住

7.上山常住

终于,我决定上山常住试试看。2014年4月25日,一位刚常住不久的同修下山接我到了龙泉寺,我到客堂作了住宿登记,从此开始了龙泉寺的常住生活。一些认识的常住义工听说我来常住了,就露出欢喜的面容,对我表示祝贺。在那时候的常住女居士群体里,“常住”几乎已经成为“发心出家”的代名词,大家对于上山常住的同修,往往默认为,她是要发心出家了。龙泉寺很赞许和鼓励出家,在当时也开始尝试建立一套发展出家众的“出家前教育”的培训体系,所以大家会觉得“常住—发心出家”是值得祝贺的事情。

但我当时比起很多已决定要出家的常住义工来说,对于出家还是有很多疑问,在常住之前的不久,我还在考虑着世间生活的路线。就在2014年的春节,我才完成了一场相亲,是在父母的强烈要求和安排下而顺应的。相亲失败了,但不重要,本来相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抚慰父母。早在我刚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,母亲就开始着急地为我安排线上线下的各种相亲。我很不能理解母亲的急切,对我来说,婚姻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,而更重要的问题是,刚接触社会的我觉得自己面对很多的人生课题,自己都没有整明白自己,“婚姻”简直无法想象。其实我觉得,如果能多给我一些时间和空间来捋顺自己,能多放宽一分心来给我一些信任,也许我可以更好、更顺畅地去面对婚姻的问题。退一步来说,就算终究不结婚,又怎么样呢?明明白白的单身难道不比一塌糊涂的婚姻更值得吗?然而,我制止不了母亲的急切,更无从让母亲静下心来听听我的心声,自己也处理不了自己或母亲的种种状况,就这样忙忙乱乱地度过了几年,母亲急也急了,我还是单身。

当初得到前任领导的引荐而去北京,也正是发生在这个对婚姻观念的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状态之下。这么一来,与父母之间在婚姻问题上的拉锯还没处理好,又多了一个回不回家乡的拉锯,每一个,都是莫大的难题。我自己的内心感到巨大的消耗,想必父母也是感到精疲力尽。谁错了吗?很难说谁对谁错,但是也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解决。大概是见我坚持不肯离开北京,所以母亲开始把为我物色对象的阵地转向了北京,特别是2014年初的那次相亲,安排的是一位和我同乡但也在北京工作的男士。真是煞费心思,这地域条件也是百里挑一了,但遗憾的是我和男士都互相没看上。相亲结束后,我回家乡过春节,期间和父母谈了对择偶、北漂、人生发展等等各方面的看法,又是达不成一致。带着满心的沮丧、失落和惶惑,我又回到了北京。我很难过,为什么我的父母不能做我的精神后盾?我觉得我的要求不高,只要父母给我一句宽心的祝福就足够了;反过来,得不到这样一句祝福,就会有巨大的挫败感。为什么他们不肯给我呢?心中的那些本来就很大的问号,此时被放得更大:我的人生,到底何去何从?人生的意义,该从哪里寻找?失落的心,该向哪里安放?……

刚好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,我受到一位龙泉寺同修的强力拉拔。她准备要上山常住,跟我说了很多想法,大致意思是说出家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,虽然她还没有笃定要出家,但是这是值得考虑的事情。那时候,我正好很信任这位同修,处在失意寥落之中的我也很需要一个外在的依靠,于是我想,要不我也试试上山常住吧。其实,很久以前我也想过上山常住,但是山上没有熟悉的同修,许多常住义工的状态也让我觉得害怕,我觉得无力独自面对那种人事环境,就没下定决心,而这次有同修在,就有安全感了。

不过,如果仅仅是出于对一位同修的寄托,是不足以促成我上山常住的,因为我在山下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,如果选择在山下生活,那也可以是我的寄托。核心的因素还是在于龙泉寺的佛法事业如“周末心义工法会”对我的召唤。由于感到这份佛法事业有盛大的意义——它不仅能够接引众生出离苦海,也能让我自己在承事师长事业的过程中集聚修行的资粮,改善自己的生命,获得心灵的解脱。在遭遇现实生活的种种缠绕的难题,苦苦营求而始终难以解开的困境下,这样一份充满“超越性”的使命感,仿佛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条出路。

恰逢其时,“周末心义工法会”成为我抒发这份使命感的窗口,我决心“专业”地投入其中。不过话说回来,“专业做佛教事业”的观念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,而是来源于我从龙泉寺纪录片《五岁菩提》看到对贤启法师的一段采访所得到的启示。片中介绍贤启法师是清华大学的核能物理博士,在龙泉寺出家后,他主管“仁爱慈善基金会”等部门,做了很多慈善事业,片中问他为什么要出家,他说,为佛教而做的事情,就要专业地去做,不能兼职做,而只有出家,才能够做到“专业”。

我对这段话深受触动,不想,这颗不经意间埋下的种子,在我遇到“佛法事业”隐隐的呼唤时,它萌芽了。

所以,我的上山常住,无论从哪一个面向来看,它和出家都没有什么关系,大家对我的祝贺,真的只是一个“美丽的误会”。而我最终仿佛也被这误会迷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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